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，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佛教传入中国，佛教中国化，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(jìnyíbù)实证(shízhèng)并展示(zhǎnshì)了自汉至唐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 这座古代佛寺(fósì)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？重见天日的(de)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？ 双塔见证千年佛寺(fósì)变迁 莫尔寺遗址，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(hóngjī)台地上。最显眼的是两座土坯(tǔpī)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(yáoyáo)望去，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，在当地(dāngdì)少数民族语言里是(shì)“烟囱”的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模型(móxíng)全景图。新华社发(fā)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(hòu)被(bèi)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，得以保存至今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，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，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(de)(de)(de)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，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(cánqiáng)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(táopiàn)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，第一座僧房出现，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，“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布局示意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(gōngtú)） 6年间，在考古人员手铲下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(chángfāngxíng)大佛殿、讲(jiǎng)经堂、厨房(chúfáng)、储物间、餐厅(cāntīng)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，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，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(mòěrsì)既有自身(zìshēn)特色，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(xīnjiāng)喀什，古称疏勒，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，各色文化(wénhuà)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。 肖小勇介绍，莫尔佛塔（圆塔）是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犍(jiān)陀罗传统的窣堵波样式，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，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。相隔约60米，由5层(céng)塔身和大型(dàxíng)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（方塔），台基边长(biānzhǎng)39.36米，仅比位于河北的、东魏北齐(běiqí)时期(shíqī)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 这是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，两座(liǎngzuò)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(gōngyuán)1-3世纪，以圆塔为中心，附近和(hé)旁侧非对称分布(fēnbù)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，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，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(jiànzhù)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，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(tángjìn)千年的布局演变，可看出(kànchū)中华文化(wénhuà)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(de)实证 作为迄今(qìjīn)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(dìqū)年代最早、延续(yánxù)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(yánjiū)的空白，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，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(tígōng)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 佛教诞生于印度，传入新疆的(de)时间说法不一，主流观点(guāndiǎn)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，西去(qù)求法的高僧，无论是(wúlùnshì)法显、还是玄奘(xuánzàng)，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，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，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，这座地处于(chǔyú)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，由佛塔、佛殿(fódiàn)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(yìbǎiduōnián)前，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，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(hé)图片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(wénwù)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，但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(xīnjiāng)考古(kǎogǔ)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(xiàngmù)以来，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，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(yánjiūsuǒ)联合开展发掘。 2019年7月，考古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现场布置(bùzhì)探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(chǎnxià)，湮没史海千余年(qiānyúnián)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，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、黄牛和马骨，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；孢粉(bāofěn)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；运用地球物理勘探(kāntàn)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(gèng)丰富，文献里(lǐ)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(xīyù)，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，而(ér)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(shùjù)结合遗迹遗物，提供了考古证据：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(suǒzhǎng)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(gǔchà)探源续写交融故事 对(duì)考古专家而言，以海量文物为线索，完成历史拼图，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(de)故事仍在继续。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(zhōng)，有大量石膏佛像(fóxiàng)残块(cánkuài)，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，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；结合古籍记载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、贴金佛像手指等(děng)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(yízhǐ)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(yízhǐ)出土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记载，武则天曾令(cénglìng)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，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，“疏勒亦(yì)有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住持，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，为保障(bǎozhàng)社会政治经济(zhèngzhìjīngjì)文化(wénhuà)，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，并影响(yǐngxiǎng)到库车及更(gèng)远的地方，继而向中原地区(zhōngyuándìqū)传播，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。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，专家有了更(gèng)多发现。 肖小勇认为，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(yīngwèi)重要农耕区。此外，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，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(kālā)墩古城遗址，西面(xīmiàn)约30公里还有(háiyǒu)三仙洞石窟等，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(wénhuà)中心。 2024年(nián)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(xiǎo)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2024年10月,《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(guīhuà)（2024-2035年）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(tíshàng)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(xīn)发现”后，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，搭乘(dāchéng)南疆火车的旅客，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，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(sōuxún)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(júzhǎng)李军说，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(yízhǐ)历史信息进行完整(wánzhěng)展示(zhǎnshì)，全面、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价值，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，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(yánjiū)、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，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记者：潘莹(pānyíng)、张瑜 统筹：孙闻、李欢(lǐhuān)、郭昱、冯筱晴